研究日誌: Merleau-Ponty

莫里斯·梅洛-龐蒂（Maurice Merleau-Ponty)法國哲學家。

知覺為先
　　自約翰·洛克（John Locke）以降，機械論主導了有關知覺的理論，其中以行為主義為代表。打從寫作《行為的結構》、《知覺現象學》的時期起，梅洛龐蒂已力圖闡明這種機械論的謬誤。他認為知覺是主動的，是向真實世界──胡塞爾（Edmund Husserl）所謂「生活世界」（Lebenswelt）──原初開啟。
　　知覺為先的理論，正建基於這種原初開啟。根據胡塞爾的現象學，「所有意識都是對某物的意識」，暗示了思（actes de pensée，胡塞爾所謂「Noesis」）與所思（objets intentionnels de la pensée，胡塞爾所謂「Noema」）的區別，將思與所思的對應關係作為意識分析的基礎。
　　終其一生，胡塞爾的遺稿始終對梅洛龐蒂的思想影響甚大，研究過胡塞爾的遺稿後，梅格龐蒂看到胡塞爾的後期思想與前期思想有矛盾之處，有許多現象都不能以納入「思與所思」的框架，尤其是身體（既是主體，也是客體）、主觀時間（對時間的意識既非「思」、也非「所思」）、他者（在胡塞爾的早期思想中「他者」的概念會導致唯我論）等現象。
　　因此，「思」與「所思」的區別並非不可動搖的基礎，只能說是較高層次的分析。據此，梅格龐蒂並不主張「所有意識都是對某物的意識」，卻提出「所有意識都是知覺意識」。現象學的發展由此轉捩，一切都以「知覺為先」來重新考量。

身體性
　　以對感知的研究作為出發點，梅洛龐帝逐漸認識到身體不只是一件物事、一個科學研究的對象，它同時也是經驗的永恆前提，由向世界知覺性的開放和傾注（investissement）形成。他指出，對知覺的分析中必須將意識同身體的內在關係納入考慮。從這個意義上來說，　　知覺為先即是經驗為先，因為處在知覺覆蓋下的是一個動態和建設性的空間。
　　因而，他的工作建築了一個分析，同時對知覺的身體性以及身體的意向性進行了揭示，這同笛卡爾靈肉兩分的二元本體論截然相反。然而雖然一些重要的分歧將他們二者相分離，梅洛龐蒂還是審慎地繼續着後者的哲學。如此，他開創了一項對於個體在世界中的化身的研究，試圖提出在一個純然的自由主義和純然的決定論之間的中間選擇，作為一個「為我之身」和「為人之身」間的解理面。

心理學
　　梅洛龐蒂對心理學的工作表現出相當的關注，同時大部分心理學歷史的專家都認為他的工作對這個學科的研究產生了切實的影響。《行為的結構》（1942年）直接探討了當時相當大範圍的心理學實驗研究，揭示了不少這些工作所觸及的困難；特別是行為主義，由於他們所內涵的本體論前設所帶來的困難。在另一方面，他也發現實驗心理學數據揭露了當時認識論以及科學哲學所存在的某些問題。
　　人們還注意到《行為的結構》一書中援引了神經學家庫特·古爾德斯坦（Kurt Goldstein）及Frederick J.J. Buytendijk的不少研究。而相應地，Buytendijk也在他的《動物心理學專論》（1952年）多次引用梅洛龐蒂，此外還發表了一篇題名《接觸與被接觸》（Arch. Neerl. Zool., 1953）的文章，不難找出其與《可見與不可見》（Le visible et l』invisible）中關於「接觸-被觸」（touchant-touché）互易性的論述之間的相似之處。
梅洛龐蒂還曾關注過格式塔心理學的工作，並且試圖闡明心理分析同現象學之間的斂散關係，以補充他對社會心理學和讓·皮亞傑工作的探討。

社會學與人類學
　　在對於植根于生存世界的分析，以及延伸出的對於主體間性的分析的過程中，梅洛龐蒂逐漸介入社會學與人類學研究的本質中，尤其是在著作《哲學與社會學》以及《自毛斯至克勞德·李維-史陀》中。他的關於知覺優先以及生存着的肉體的論證創立了對於主體間性的一個全新認識，並正是出於這個原因，它們極大地啟發了社會學的研究，特別是對於阿爾弗雷德·舒茨（Alfred Schütz）的社會現象學工作中對於實際意向性的研究有相當的啟發作用。

肉體與互文/可見與不可見
　　肉體（chair）與互文（chiasme）的概念，同連帶的可見與不可見的概念主要出現在《可見與不可見》（Le visible et l』invisible）和伴隨着的《工作筆記》（Notes de travail），一部未完成的身後作品中；它們也出現於他1959年至1961年間在法蘭西學術院（Collège de France）的授課筆記中，以及非常簡要地出現於《符號》（Signes）的前言及其他零星著作中。由於缺少對這些概念的充分發揮，我們如今很難界定究竟梅洛龐蒂想通過它們確切表達什麼，但是繞開解釋的問題，這一領域的專家還是對其中一些元素取得了一定的共識。
　　首先可以看到，對這些概念的引入是為了克服某些概念的習慣用法所攜帶的對意義的割裂。如此，當他宣稱「所有意識皆為知覺意識」時，他試圖昭顯知覺者和被知覺者原初的完整傾向（prégnance）——這可由觸者與被觸的可逆性這一例子所展示。同樣，當處理個人的身體時，他揭示了意識的身體性以及身體的意向性。而各個主體/世界的關係，如同身體/意識的關係一樣，通常由關係的二元性基礎所串接。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是為了命名這種完整性和侵佔而出現了肉體的概念，以及關聯的交錯以及互文的概念。而說到可見與不可見，則要回溯至「意義」（sens）的問題。
　　根據梅洛龐蒂的論著，在「是」（être）和「在場方式」（manière d』apparaître）之間沒有類別（catégorique）的區分。如是，我們可以看到雖然他在這一階段頻繁探討馬丁·海德格爾的作品，梅洛龐蒂並不贊同後者在形而上學領域的認識。對於梅洛龐蒂，意義的問題並不屬於存在與在場的二元本體論中，而可見與不可見的維度之可逆性應該被看作問題的正反兩面：「不可見」不應是「可見」的對立（同樣，梅洛龐蒂背離了薩特關於存在與虛無的本體論），而是它的襯裡、「肉體性的層次」（profondeur charnelle）。在這裏涉及到將符號和意義的完整傾向還諸本身，對他來說是首要的。這表示符號並不屈從於意義，反之亦然。
　　由此，意義的問題無法被歸結為純粹的理念，還有內在於意義的「物質性」——例如，在《眼與靈》（L』œil et l』esprit）中，梅洛龐蒂寫道當一幅畫作被撕碎後，它就不再具有意義，而只是碎片而已。